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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璧互映 相得益彰
时间：2007-12-2 13:00:46 点击次数:2836 |
一、“书势自定时代”——相同的历史时期孕育。
二、“圣道”与“鄙事”和“传统与已意”
三、“媚过于遒”与“遒过于媚”——不同的书法面貌互映
双壁同辉，相得益彰。黄道周与倪元璐在晚明书坛，其志高洁，其人忠义，其书个性鲜明，人品即高，书名亦重，于当时及后世均享盛誉，《书画所见录》有云：“书画乃其（倪元璐）余事，尝与黄道周合壁书画，人争宝之，世称倪黄”（41）。近代胡小石先生称其：“至晚明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诸家，始能摆脱藩篱，别开生面”。由上述优秀书家构成的变革书风于中国书法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书家亦成为浩瀚书史上两颗闪光的座标。
双璧互映 相得益彰
—晚明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比较及其它
初中海
黄道周与倪元璐均为晚明书坛上的代表性书家，当时“世称倪黄”，二人交谊至深，同年进士，同入翰林，共约尽言报国，变相约攻书。于政坛，二人政见相同，报负相同，共斗阉党，虽屡遭贬谪而不悔，遥相呼应，互为扶助，最终都以身尽忠殉国，忠肝义胆，忠义千秋，为时人赞颂，为后人景仰。于书艺，则交游互益，砥砺学行，入古出新，各具风采，与张瑞图、王铎一起，将“有明一代之书法在明代将要灭亡之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1) 。双璧互映，两家风流，数百年之后仍令人望风怀想。
本文拟对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进行一下比较分析，兼及二人的诗书交游等内容，书海钩沉，探赜索隐，宛如黄倪二公再生，令人得以仰其忠义，赏其书艺，而达到笔者“发潜德之幽光”的目的。
※黄道周小传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铜山人，明万历三年生，清顺治三年殉国，字幼平，号石斋。天启二年进士，四年与倪元璐同授翰林院编修。黄道周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 (2) ，痛恨阉党争权误国、残害忠良，入仕二十多年，上疏三十次，尤以崇祯十一年的“平台抗辩”、崇祯十三年的“廷杖之厄”极富人生之传奇，极历人生之险恶。黄道周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3)，绝大多数时间于故乡守墓讲学或流寓贬所。南明弘光元年，出任礼部尚书，往会稽奉旨祭禹陵。后于隆武朝任吏部尚书，率兵于清军战于江西婺源，兵败被俘。隆武二年于南京不屈以身殉国。南明唐王特赐“文明伯”，谥忠烈，清攻谥忠端。
黄道周一生“清操力学”，学贯古今(4) ，通理学，天文、历数、易经，精诗文，著有《易象》、《畴象》、《三易洞玑》、《洪范明义》、《离骚》等四十多种，他的石斋十二书凡四部共196卷行世。善山水人物，笔法清奇，别具一格 (5) 。尤其是作为他的“余事尤堪百世师”的书法艺术，由于其卓荦高标的道德、文章、气节，由于浸淫了他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悲欣交集，更由于他“足汰诸纤靡”的书法追踪与“异于时风”的书法面貌，而于有明一代诸学人书家中，起而变格，高蹈远引，“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6)。 “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 (7) 。堪称一位独树一帜、异军特起的代表性书家，而为后世之人所宝爱之。
※倪元璐小传
倪元璐（1593——1644），浙江上虞人，明万历二十年生，崇祯十七年殉国。字玉汝，号鸿宝，别署园客。天启二年进士，天启四年与黄道周同授翰林院编修。史称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三人在翰林院时曾相约攻书，倪学顏真卿，黄学钟繇。倪元璐为人正直刚强，嫉恶如仇，仗义敢言。于党论鼎沸党祸纷争时代，保持了对东林党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崇祯元年上疏力辩阉党与东林党两派之间的奸忠、浊清之分，后又疏求焚毁《元朝要典》刻板等义举充分显示了其正直忠诚、清刚忠义的高贵品质。倪元璐的仕途生涯大起大落，崇祯二年迁国子监祭酒，复遭忌落职；崇祯十三年再起兵部侍郎，后又超拜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倪元璐于家乡上虞自缢殉君。南明福王谥文正。清改谥文贞。
倪元璐自幼聪颖，诗文为世所重，有《倪文贞公文集》传世。书画俱工，山水笔法清隽，落墨超逸，峰峦叠嶂，林木苍郁；且以水墨生晕之法作竹石云山，苍澜古雅。作为书家，倪元璐善小楷，但所作不多，较为罕见，唯作于崇祯四年的《家书》为其小楷代表作。其传世作品主要以行草为主，所作翰札“灵秀神妙” (8) ，而其大幅立轴则具有更加鲜明的表现性书风，与同时代的张瑞图、黄道周行草同调，显示了同一时代的书法特征，又富于极具特色的个人书风，“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9)，时人姜绍书评其“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10)，清人康有为称其“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11)，近人马宗霍赞其：“然如黄石斋之伟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掷，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都充分肯定了倪元璐在书法史上尤其是明代书法史上的地位。
※分析比照：
（一）“书势自定时代”——相同的历史时期孕育。
“书势自定时代”(12)，诚然书法艺术的发展取决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现代著名学者、书家胡小石先生也曾于《书艺略论》中阐明过相同的观点：书法家崛起于一个时代之中，却不能飞出一个时代之外。黄道周、倪元璐作为晚明书坛上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书家，其书法思想、书法面貌的形成，则必然是晚明时期政治思潮、学术文化及其文人心态等诸要素、于书家自身的反映，体现出当时书坛普遍审美取向的共同特征。
有明一代，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其书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初洪武至成化年间，是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盛行时期，书风平庸，为明朝书史上较为漫长的低潮期。第二个时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吴门书派盛行，文祝为代表的苏州地区书家群体崛起，这低潮向高潮的转变。第三个时期，万历至明末，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书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产生徐、董、王以及黄道周、倪元璐等众多表现个性鲜明强烈的书家，将有明一代的书法推向新的高峰。
黄道周、倪元璐皆生活在万历、崇祯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其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海外贸易发达，市民阶层崛起，在崇尚金、权观念的冲击下，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上的宗法依附关系以及尊卑贵贱的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整个社会大都追名逐利、追求享受，崇尚自我、个性解放；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明中期以前，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文人士子笃行不二，至晚明时期已经愈来愈僵化死板，而王阳明出，高举心学大旗，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又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说。其学说顺应时代潮流，在当时“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程朱之学几于不振，影响极大，流传甚广。其后，王氏弟子又作进一步发挥，倡导天然自有之理，蔑视圣贤经典与纲常准则。比如泰州学派诸人将王学推至极端，“其人多能以手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也”，后来甚尔演化成“呵佛骂祖”及“酒色财气不碍提路”式的狂禅。董其昌的好友李贽亦继承王阳明衣钵，公然以异端自居，崇尚离经叛道，强烈评击道学礼教，倡导任情，在当时影响颇巨，学者云从，畅行天下。因此，“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相促进的，其结果的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个被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一切传统的道德、理想、观念，都在遭受着巨大的冲击。思想领域世不例外。个性解放的思潮就是明代美学的时代精神和特点”（13）。诚如，晚明时期，文学、戏曲、绘画以及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一致地呈现出注重个性新奇，追求自我表现、摒弃法度规范的浪漫主义精神。当此时，文坛上“唐宋派”、“公安派”、“竞凌派”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针锋相对，戏剧界 “临川派”与“吴江派”就“曲律”、“曲意”当以谁为主争论十分尖锐，画坛上有以青藤、白阳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书坛上由于书法是古代文人参与最普及的艺术，这种浪漫追求所导致的书风变化则更明显与突出。其中，卓然不群的徐渭为开路先锋，以禅入书讲究空灵的董其昌则与之联袂相接；天启崇祯之后，黄道周、倪元璐则与张瑞图，王铎一起成为变革书风大潮之中的弄潮儿。
二、“圣道”与“鄙事”和“传统与已意”
——相通的书法主张互益
“游艺之事，必志道据德依仁。一代之中，名作如林，其望重当时而传誉后世者，恒不数人。要惟道德文章，卓然有以自立，千古而下，方为不磨”（14），黄宾老之宏论甚是，于晚明书坛，黄道周、倪元璐别具高格、卓尔不群，其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合谐，“书、画都是自己道德的体现” （15）。正直忠诚的道德修养，特别是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令黄、倪二公身后享誉甚隆；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将自身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政治激情、生活感受、人生境界、哲学思考，以及宗教徒似的虔诚，人世间所激起的一切喜怒哀乐”（16）浸淫其书法作品，使之具备了天地间浩然之正的大美，愈使其翰墨丹青受到后人格外的推崇与宝爱。满清入关后，由于皇室的推崇与倡导，书坛上主流书风及品评标准骤然转变，然文人士大夫遇到黄倪二公的作品，推及其人品学问，皆“起立观之”以示崇敬。后至清末民初，国家亦处于鼎革交替之际，由于同样的原由，黄、倪二公的书作也是身价倍增。因此，赏析他们的书法理论主张，必须立足于国家、民族所赋予他们的社会角色，方能不偏离正道。
黄道周的书法理论文字较少，尚未成体系，大多散见于书札题跋之中。尽管如此，亦可从中窥见黄公于书艺的真知灼见。而于倪元璐的著作中，却不能找到一篇谈书论艺之文，所以只能从其书法实践以及时人的品评中加以分析归纳，方可略见其真意；而且黄、倪二公心印最深，于书法主张亦相通互益。
首先，黄倪二公皆以“忠”“孝”为立身处世且高于生命的道德与行为准则，一生重政治，以国家社稷为大业，而以书法为闲情逸致。故尔，“圣道”——国家君王大业，“鄙事”——怡情遣性之书法也。黄道周言：“作书是学问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只为雅号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为钓弋余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17）深以王羲之因笃好书法而“玩物丧志”为己戒。又言：“此俱鄙事，留之谗人，终冀我曹，勿著此手” （18）， “如写字画绢，及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之溷于长者” （19）， “道周素不学书”（20）。倪元璐则身体力行这一书法观念，非常彻底地将书法作为“余书”“鄙事”来看待的，既不著文论书，而且亦无作书传世之想。其挥毫泼墨，只为抒发心绪或应酬送人，传世作品几乎皆为朋友之间往来的立幅和扇面，而极少横卷、册页（信札、题画之外）之类的精心力作，且不署年月。读其诗文，满篇皆为铿锵之言，“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及吃河豚” （21）， “文心提气骨，谏舌报须眉”（22）。然而，从黄公之《与倪元璐论书法》和倪公之《致黄道周尺牍》来看，此二公在这一书法观念上应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的，所以方有倪元璐“得佳赐心神并映感谢”、“正闷闷，得新诗如天风吹下步虚声，使人仙逐。入新年不复憔悴，赖此宝气”数语，方可印证。
其二，“心”与“笔”、“人品”与“书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重人文尚教化，故历来论文艺必先究人品，古人的书法批评亦多由人品论艺品。历史上，因人废书者不知凡几，因人传书者又不知凡几。中华民族好恶取舍之传统心理，远从先秦而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亘古不灭。黄道周、倪元璐作为正统的儒家弟子，当然不能跳出此藩蓠。黄道周于《书 山示儿文坛后》中曰：“向在都下，偶尔谈书，仆举笔正心正之语应之。时冁然以为腐谈，今见其作示儿诗，综核旧事，便复爽然，有砚北共对之感”。短短几十字，可知黄公之于书法最根本最原则性的认识：人即是书，人品即书品。再联系到他所处的山河欲变风雨飘摇的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他于崇祯十三年遭遇“廷杖之厄”而北寺为囚，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重刑之后苟延残喘用小楷恭笔抄写《定本孝经册》共120部，每一部《孝经》三千余字，可知是他于“笔正心正”书法理论的身体力行。黄道周正是充分运用了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和伦理热情的“笔谏”，使其书法艺术创作具有鞭鞑反对派和昏庸皇帝的政治作用。从倪元璐来讲，自崇祯十年至十六年，于乡间度过了“纷华日以远”“惟无可艳羡”的六年赋闲生活，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讲，居庙堂之上，则为君尽忠；处江湖之远，则是纵情放意尽展艺术才华挥毫丹青之时，此时的倪元璐流连山水，著书立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留连，翰墨交流，文字宴饮，被时人视为“德星聚”，这些人当中有黄道周、刘学周、王思任、涂仲吉、陈子龙等，皆为清远高洁忠君爱国之士。恰在这个时期，倪公书艺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境界。所谓志同道合者，必包括书法在内也。再者，联系倪氏之书画实践，后人评其日“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 （23），由此可知，倪元璐亦是倡导并亲身践行“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书法理论者也。
其三，“传统”与“己意”。黄道周与倪元璐均是有明一代能入古又能创新的代表性书家，非常擅于从传统中寻找立足点，借以出己之意，成就自家面貌。
于传统，史称黄公书学钟繇，倪公主攻苏东坡并兼学王羲之。明代中期吴门书派声势浩大，书家甚多，吴门祝、文、王、陈四大家之后，文氏子弟及弟子如文彭、文嘉、陆师道、周天球、王犀登等皆有书名，但流弊之一，是后学者不知源头，往往以前辈书家为仿效对象，至万历年间吴门书派日趋平庸，而无卓然特立者。是以，黄、倪二公见识超众，勇于从时人不敢涉足之路走出，勇气自非书坛凡夫俗子可比。黄道周云：“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艳，笔意编往，屡见蹊径。颜柳继之，援戈舞锤，千笔一意。自此一还，逐复颇撇，略不堪观。才姿不逮，乃诋前人以为软美，可叹也。宋时不尚右军，今人大轻松雪，俱为淫道，未得言诠” （24）。 “楷法初带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为准。《曹孝女碑》有一、二处似急就，只此通于古今，余或远于同文耳。真楷书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但需得其大意，足汰千靡也” （25）； “章草以下晋魏无复佳者” （26）， “道周素不学书，以为近世作书无复知右军意者” （27）， “今观此贴，犹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者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 （28）。由此可见黄公之书法推崇与审美标准，远追钟、王，于当时书坛的“佻靡”“纤靡”的时风之外，鼎新求变，以遒媚加浑深，而形成自家独特的书法面貌。倪元璐于传统则取法苏、颜，关于这一点，倪公之好友黄道周曾多次于数文中披露个中端倪，“倪鸿宝之为子瞻，不独规摸应则，其神理亦超前矣” （29），“壬午初年，仆见公作书，告人云：鸿兄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其人亦复绝出，诸君讶，未敢信。尝戏问鸿兄，少时作何梦唔，公云：吾十四、五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作字未了，今举授君。仲亦逸少才，其深到奇隽，未必如公，然自晋宋上下，惟逸少、和仲通公一身耳” （30），“倪鸿宝笔法深古，逐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31）。从以上诸论，再参以今日所见倪公书法作品，则大约在翰林院与黄道周、王铎相约攻书时之作，用笔仍多见苏东坡笔意，后来转学颜，在技法上迅速获得提高，对点画及结字的形态把握逐渐稳定，并形成规律特征，如作于天启年间的《秋窗月坠联句楷书轴》、《赠吉生昌化多山诗扇面》，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颜意。但是若从倪公书法风格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苏之影响要比颜之影响更加深入与长久，乃至在倪公其个人风格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作品中，仍能够或隐或现地品味到东坡公的书法气息。
于“己意”，前文已经提及，黄道周与倪元璐各自于传统之中寻找立足点，借以革新，虽然各自追踪不同，但是其主张面貌独立的思想是一致的。黄道周曾于四十八岁时回顾自己的书法道路，“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 气，所见法书，皆随俗依傍。间出已意，坠败甚多” （32），“间出已意”，道出了黄公创新精神之所在，而且点出了黄公很早即立志远离书坛“佻靡”“纤靡”时风，积极探索并建立自家的书法面貌。然则何谓黄公之“己意”呢？“书字自以遵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又自古俊流，笔墨所存，皆可垂训。如右军书《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坐位贴》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33），“今观此贴，遒媚翩然”（34），“此见秦华玉，所镌诸楷法，笔笔遒劲，洞精阵意”（35），由上述诸言可知，黄道周的“已意”所在。他于当时书坛“纤靡”之风的起而变格之处，乃“遒媚为宗”。“遒媚为宗”其实质就是“钟繇为宗”，是排王取钟。刘正成先生认为钟繇作为文人书法家的鼻祖是由王羲之一脉相传的，因而黄道周言中所推崇的“钟繇”，其实是经过王羲之所继承所学的“钟繇”。“真楷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宣示》、《季直》、《墓田》三贴均是王羲之临摹钟繇所得，极为明显地道出其中的关健所在，就是要人仔细辩出王与钟的差别。“在他眼里，这个差别很重要，这就是从虞和到孙过庭所一再概括的‘古质而今妍’的常理，由此可以使人体会到，黄道周所提出的‘遒’，就是要透过王羲之去抓住钟繇的古质。……黄道周学了王羲之的《宣示》《季直》《墓田》，但毫无王羲之小楷的形质与神采，他较王羲之确实更‘古质’和‘遒’。纵观明人小楷，如祝允明、王宠、傅山诸家，确实皆有非二王的拙味和质朴，但是，离二王小楷最远的应该是黄道周”（36）。
关于黄道周的行草书，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中黄公道：“平原此帖初不盛传，晚始出自陈编。今盛行者，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矜丽，以此两种括诸精妙，即怀素所述笔意具矣。天下共传之以为壮丽，今观此贴遒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怀素所述笔意”、“遒媚翩然”，从中可知其行草书的渊源所自、美学倾向及艺术特征。
倪元璐的自出新意，前文论及他没有留下来关于书法的片言只字，只能以其书法实践来印证其书法主张。从其传世的行草书作品观之，确实“新理异态尤多”，除了具备行距疏放、字距茂密的时代书法特征外，又以其用笔之苍深、结体之奇谲而与时人迥不相侔。返观倪公书法历程，除了早期曾学颜、学苏之外，而其自身的艺术敏感、修养悟性以及通过长期书写活动而获得的经验习惯与把握能力，共同造就了非倪莫属的独特书法风格，好友黄道周赞其“要非时妆所貌”，同时代姜绍书评述他的“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清人倪后瞻更是对其极为个性的书风书貌予以充分肯定：“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回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方之历代书家，真天开丛蚕一线矣。”（37）当然，言倪公一笔不肯学古人，显示不符合事实，夸张过甚，即使倪公自己亦不会苟同。但是，倪后瞻论其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自出新意的创造性精神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书法面貌，十分妥当。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处于个性解放思潮中的晚明书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传统的背离与突破。他们与前人书家，仅仅是取诸其意气而已。无论徐、董，还是黄、倪以及张瑞图，在他们鲜明的书法风貌中很难找到前人的影子或依傍的痕迹。即或是邢侗、王铎学习传统、临摹古人，也多是以己意抄录古人帖文。由此反映出晚明书坛的普遍倾向。
其四，交游互益。黄道周与倪元璐自天启二年同年中举开始，终其一生肝胆相照，相互敬重，无论为官为人，均为凛直忠义的正人君子，彼此常相诗文酬唱，互致心曲，翰墨交流，切磋书艺，相学互益。如崇祯四年正月，黄道周因年前上书为旧宰辅钱龙锡辩罪而奉旨回奏三疏，三疏刚下，却已被降三级调用，同时，还受到“浙闱”的攻击，黄道周无奈逐更三疏“乞休”。 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忠臣，愿以职让之。同年十二月，倪元璐有《致黄道周尺牍》、《黄石斋举子，同馆勒双卮以寿》四言诗二首。崇祯五年春正月元夕后，与姚希孟、文安之共同于黄公家中共酌惜别。崇祯十年六月，黄道周具疏辞职，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第二为“至情至性，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崇祯十五年春夏之间，太学士徐仲吉因救黄道周被遣戍，中途专程赴绍兴拜访倪元璐，二人结为好友。倪公作《涂德公太学以疏救予友石斋廷杖遣戍，便道访予山中，临别感赋》五言律诗二首。秋冬之际，黄道周遇赦后东来，和好友陈子龙及学生数人到山阴与倪元璐聚会于倪公宅园，倪元璐作《蒙赐佐枢环召，别石斋兄兼怀牧斋九诸公》七言律讨一首。十一月十四日，黄道周离开山阴后于桐君山舟中将在好友家中聚会时所作五言律诗六首自书成册，寄赠倪元璐为其母祝寿。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祯自缢，倪元璐于家中亦自缢，为国尽忠。黄道周悲痛至极，作四章七言律诗悼之。“不周山撼海波飞，四海空蒙安所归。欲假鸟魂依墓树，拟看龙血溅君衣。”而且，倪公之长子倪会鼎十六岁后即奉父命受业于黄道周。黄道周一生重政治，以社稷为大业，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然而既有《与倪鸿宝论书法》，又有《书倪文正公帖后》，这些都显示了黄、倪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情谊。而且，黄公年长倪公九岁，相互之间的书艺交流中，黄深刻地影响了倪。“因为在元璐书风发展历程中的两次重要转变或飞跃，似乎都是朝着黄道周提出的理想境界演进的”（38）。比如，黄公在倪元璐四十余岁时，曾婉转批评其书法“肘力正掉，著气太琛”之弊，其后倪公书法即向精熟遒媚改进。如作于崇祯五年的《至黄道周尺牍》，从笔势到字形都稍异于己之书风，却与黄书多有相似之处。至崇祯十五年，黄道周遇赦与好友数人前往山阴与倪元璐相会之时，则已对其书法大加赞赏，称其为“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这表明黄道周之审美趣向与书法风格的追求，影响并推动了倪公书法之发展与演变。
（三）“媚过于遒”与“遒过于媚”——不同的书法面貌互映
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共同沐浴着时代个性解放思潮的天风海雨，鲜明的闪烁着时代光泽。但其书风则各具面目，各张一帜，在晚明书坛中正所谓如珠如玉生辉相映是也。
黄道周于书法主张“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 倪元璐的书法与之显然有共通之处，然而二者地例正好相反，以浑深为主加之遒媚。倪氏长子十六岁即奉父命受业于黄公，一生追随，于师于父知之甚深，“世以夫子与先公并称。先公遒过于媚，夫子媚过于遒，同能之中，各有独胜”（39），于黄、倪二公所呈现的书法面貌评之甚为恰当。
黄道周之书法以小楷、行草书名世，从其传世作品来看，小楷作品只有《壬申元日诸册》、《丙子秋送省试二首诗扇》、《已卯初冬和戴伯 诗翰卷》、《致郑牧仲札》、《定本孝经册》、《赠龙尹兄东阳闻警诗扇》、《致祖台札》、《后死吟等三十首诗卷》共八篇作品，其中，成以《定本孝经册》最能体现其“遒媚为宗”的美学观念。
“遒媚为宗”，何谓“遒媚”？已故的周汝昌先生在《论遒媚》一文中论道，“遒是控制、驾驭‘气’（运行着的力）而达到恰好的‘火候’的一种境界”，“还有一层意义，即就是紧密。聚则密，密则紧——紧密之力即遒”。至于“媚”字，“魅力实即媚力，也就是使人入胜、入迷的艺术力量”，刘正成先生在其专著《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中又进一步补充，认为唐人窦泉《语例字路》概括最为中肯，“意居形外曰媚”。与黄公同时代稍早的徐渭，于书法亦重“媚”，认为“媚”即指姿态，表达了一种生气勃勃和书家的真性情，讲究“古”与“媚”的结合。《定本孝经册》用笔取钟，简洁明快，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挑拔平硬；结体宽博，强调扁横，劲峭紧劲，凝重姿媚，恰是其“遵媚为宗”主观审美的绝妙注脚，不仅是黄道周小楷作品的代表作，亦可称之为整个书法史上楷书的代表作品之一，故在当时就极为世人宝爱之。其它如《致郑牧仲札》、《致辞祖台札》、《后死吟等三十首诗卷》等诸篇，亦是通过一种刀砍斧斫般强硬方折的笔墨点画和紧密扁横的结体，来体现黄公小楷创作特有的玄机。故而，时人及后人于黄道周所擅长的各种书体之中，尤为肯定的是其小楷书。时人宋荦在《跋黄石斋先生楷书近体诗》中赞曰：“楷法尤精”，清初王文治称之“楷书遒劲，直通钟、王” （40）均极为允当。
黄道周的行草书，墨花横溢，逸趣飞翔，以峭劲刚建之笔力，浑圆迅疾之笔法，而出之以字距紧密行距疏空的行气布白，淋漓酣畅，气势绵延，如大风卷水，如壮士拂剑，真力弥满，生气远出，彰显出黄公异乎时风、不流凡俗的风致标格。他的行草书，大致可分为两种风范。其中一种，个中揉以许多章草意味，其字结体均呈横势，多重字的使转，显疏放，多作于崇祯前期。如作于崇祯五年的《奉泰器先生收录十三首诗卷》、《济宁闻警诗轴》，这种特征十分明显，行笔多用转折，并将这种表现刚健的用笔适当地与圆转结合起来，刚劲中跃出秀润之气，生辣中呈流惯之意，结体则呈现奇侧扁横之态，章法上照应紧密的字距而有意识地疏空行距，造成鲜明的黑白对比，视觉效果颇为强烈。另外一种，其字结体多呈竖势，多重字的点画，呈密丽，多作于崇祯后期，如作于崇祯十五年的《赠屈静根诗轴》、《答孙伯观疏林摧倦翮诗轴》、《洗心诗轴》、《别诸友入长沙诗轴》等，汲取欧阳率更“研紧”“险劲秀拨”的结体特征，以及颜鲁公浑厚圆转的篆意行笔，体现出怀素龙蛇夭矫、盘绕万变的艺术境界。堪称黄公创作巅峰时期的佳作。从崇祯十七年五月，至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三月于南京就义，这段时期是黄道周人生的最后时期，亦是他的书法创作黄金时期。作于这一时期的大幅长轴行草，笔法更加丰富，结字愈发奇诡，如《舟次吴江诗册》、《赠倪献汝叔侄诗轴》、《赠倪献汝札》等，“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与纸上”，那如走龙蛇、方圆遒劲的线条，奇险万状、绎智遗形的结体，一气呵成、天风漫卷的情态气势，充分表现出黄公之书艺括诸精妙后“小物通大道”的最高境界。
倪元璐擅小楷，然十分罕见，传世作品多为行草书。其书法风貌以遒过于媚的独有个性另呈新貌，迥异时人，然亦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书艺发展历程。天启朝时期，其书艺处于系统学习与探索阶段，于传统向颜、苏探径问津，在运笔结字与谋篇布局等方面的技巧与能力渐趋熟炼和大胆，并逐渐稳定形成比较明显的规律特征。如成于此一时期《秋窗月坠联句楷书轴》、《赠吉生昌化多山诗扇面》，《湖上偶成诗草书扇面》等，点画敦厚，横细竖粗，颇有颜、苏二家遗意。此时书法，尽管多有行笔粗疏、字形荒率、猛利有余、韵致不足的弊病，但已经表现出笔力迅猛重狠、章法气势如天倾黄河的个性特征。崇祯元年至九年，倪元璐书写自作诗的作品比较多，是其仕途心境或明或暗的披露和书法艺术逐步成熟的写照。如作于崇祯二年的《舞鹤赋》，乃其传世篇幅最大的作品，长达九米。此幅书作无论是从行笔的转折提按亦或是从结字安排以及章法的呼应关照、行气贯通方面，仍有心手相乖、力不从心之处，但笔力厚重坚实，笔迹苍劲浑厚，飞白渴笔与浓墨重笔互映成趣，酣畅流动中显出毛涩劲健，飞扬恣肆中内涵骨力沉郁，探讨倪公书法面貌，势必不能忽略此作。而作于崇祯九年的《题文石图轴》，则是探讨倪元璐书法面貌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其书点画凌厉俊爽，字形紧结遒媚，气势飞动连贯，已呈现出倪公书法独特个性的基本特征，而且此幅题款详实，纪年明确，十分便于考证。黄道周评其这一时期的书法：“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褒贬十分精采。欣赏其作于崇祯五年前后的《金山诗轴》、《赠鲁斋五律诗轴》确有行笔摇摆仓促，结字荒率不稳，气息稍嫌浑浊草疏之弊。
书法中期，崇祯十年春至十五年九月，倪元璐长达六年的赋闲生活，诗酒留连，文字宴饮，翰墨丹青是其潇洒悠游林下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其书艺正是在此数年间，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用笔、结字习惯及审美取向，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境界。如《默坐诗轴》（二、三）、《惟无可艳羡诗轴》、《集洪酣亭诗草书轴》、《乾坤悔狡狯诗轴》用笔瘦硬峻挺，转折峭拔遒劲，行笔时见顿涩，笔力坚实劲健，结体紧密奇险，章法则奔突恣肆，充分运用了黑白、浓淡、聚散、向背、动静、开合等对比手法，强化其表现性风格，视觉效果极为突出，正是典型的倪家才具有的书法面貌——“遒过于媚”。
但是，倪元璐呈现给世人的最后书法面貌，却是绚烂之后的平淡。在传世的倪书中，如《斥田治宅诗轴》、《求归不允诗轴》（一、二）、《世说新语草书轴》等，用笔化跳荡方折为圆转稳健，结体由紧密陵峭而端整匀称，章法行气上则偏于疏朗松驰，从而传达给人以从容舒缓、不激不厉的气息。但倪元璐英年早逝，死亡使他的书法道路戛然而止，令人万分痛惜。
双壁同辉，相得益彰。黄道周与倪元璐在晚明书坛，其志高洁，其人忠义，其书个性鲜明，人品即高，书名亦重，于当时及后世均享盛誉，《书画所见录》有云：“书画乃其（倪元璐）余事，尝与黄道周合壁书画，人争宝之，世称倪黄”（41）。近代胡小石先生称其：“至晚明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诸家，始能摆脱藩篱，别开生面”。由上述优秀书家构成的变革书风于中国书法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书家亦成为浩瀚书史上两颗闪光的座标。
清初，由黄道周、倪元璐等人构成的晚明变革书风之流风所及，在前明降臣书家和遗民书家两个群体的部分书家中得到了延续。如：王铎、周亮工、戴明说、法若真、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龚鼎孳、傅山、陈洪绶、万寿祺、冒襄、归庄、龚贤、宋营、许友等。
注释(1)：黄淳《中国书法史·倪元璐》
(2)：《黄漳浦集·年谱上》
(3)：同(2)
(4)：同(2)
(5)：徐悲鸿题黄道周《疏林水屋图》
(6)：宋荦《跋黄石斋先生楷书近体诗》
(7)：秦祖永《桐阴论画》
(8)：同(7)
(9)：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
(10)：姜绍书《无声诗史》
(11)：康有为《广艺舟双辑》
(12)：翁方纲《跋汉朱君长题字》
(13)：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
(14)：黄宾虹《江南系之黄山派》
(15)：陈子庄《石壶论画语要》
(16)：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
(17)：黄道周《书品论》
(18)：黄道周《与倪鸿宝论书法》
(19)：同(18)
(20)：黄道周《书跋》
(21)：倪元璐《戊辰春十篇》
(22)：倪元璐《赠又新五律诗》
(23)：陶元藻《越画见闻》
(24)：同(18)
(25)：同(17)
(26)：同(17)
(27)：同(17)
(28)：黄道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
(29)：同(18)
(30)：黄道周《书倪文正公帖后》
(31)：黄道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
(32)：黄道周《黄漳浦集》卷23
(33)：同(17)
(34)：同(28)
(35)：同（31）
(36)：同（16）
(37)：同（10）
(38)：刘恒《中国书法全集·倪元璐书法评传》
(39)：倪后瞻《倪元璐黄道周书翰合册跋》
(40): 王文治《快雪堂跋》
(41)：谢堃《书画所见录》
主要参考书目：
《明史·黄道周卷》
《明史·倪元璐卷》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
《中国书法全集·倪元璐卷》
《历代书法论文选》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中国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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